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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索博后来对我说，“他们的丝线没有用来写字，所以那些纹路没有什么含义。但是我仔细地追寻它们的脉络，我能听到它们的声音，虽然很微弱。能得到一个聆听这样远古智慧的机会，哪怕我不能理解，依然是一份厚礼。”
接下来的一次练习里，索博成功地折叠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链。就像是他得着了什么额外的灵感一样，突然之间一切全都顺当起来了。我们用了几条更复杂的链来重复实验，而他解决这些所花的时间甚至更短了。
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还要高兴。
“什么东西变了？”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他说，“在我们的结绳法里，彼此距离很远的绳结互相之间并不影响，但在你的游戏里却并非如此。那些中国青铜器上留下的声音帮助了我。纺织图案是由一条丝线反复在自己身上打结而构成的，但一旦纺成了一个网络，单个绳结的张力可以传递到四面八方，甚至其他很远的结也能感受得到。这让我明白了我该怎么考虑这个游戏，该怎样改变我对结绳的了解才能让图样和新规则相配。那些远古的声音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教我，但我得先知道怎么去听。”
我不在乎这堆神秘主义的胡话是什么意思，只要最后管用就行。我们在电脑上重放了他的这次练习，抽象出他的动作，推断出他的决策，系统化他的尝试，把这一切汇编成一个算法。这一步绝非无关紧要，需要大量的创造力和艰苦工作才能把索博的直觉精炼成明确的指示。但是有了索博的动作来当导航灯，穿越无尽可能性的黑暗之海变得可行了。
我好容易才忍住冲动，没对董事会说：“早告诉过你们了。”
索博提醒我，我还没有兑现我的承诺。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而我全神贯注于进展，以致完全忘记了那个承诺。我感到很尴尬。
我给克里斯打了个电话。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现在他在埃纳迪农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以品种丰富的转基因大米而闻名。
我向他解释了我想要的品种：耐旱，耐高海拔，适应酸性土壤，高产，最好对常见的东南亚害虫有抗性。
“我有几个品种可能适合，”克里斯说，“但这些品种很贵，而我们一般不喜欢把种子卖到缅甸这种地方。不光是政治风险，亚洲大多数地方对知识产权一点也不尊重。我可不想看到整个国家在种我们的稻米品种而不交钱。你知道的，警察和法庭根本不顶事，而雇打手来确保专利权在农民中推行的话，要是上了晚间新闻那可就不好看了。”
我恳请克里斯帮我一个忙，并保证帮助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
“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解决未授权种子的问题。”他说。
萳族人需要这些米，我想。世界正因他们而改变，而他们需要帮助。
我陪索博回到他的故乡，帮他把几袋稻种扛上山。这肯定是个有趣的景象：矮小的亚洲探险家领头走在回家的路上，而我扛着重担，脚步迟缓地跟在后面，像个奇异的夏尔巴人。
天村：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去亚美利加的旅途和见到的惊异景象记录成结绳。它们现在占满了整整一书架，孩子们每天晚上都来听我讲一个又一个故事。
像这样的旅行真的能让人意识到，一个人所了解的事情是多么有限。我离开家乡之前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了，因为我读过的这间屋子里的绳书比村里任何人都多。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作为我跟托穆去美国的报酬，他给了我们一些稻种。这些种子长起来就像着魔了一样。第一年的收成非常好，没人记得以前有这么好过。新米吃起来味道比不上旧的，但总量毕竟多得多。我们举行了一个大庆典来庆祝收成，每个人都喝醉了，就连孩子们也一样。能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新的种子、新的希望，喂饱村里的每个人，这感觉真好。
第二年播种季到来之前，托穆又跟着筏和昂两人过来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背着沉重的背包。虽然我们相识并不算很久，但我已经把他看成像是自幼相识的老朋友一样了，因为自从初次和他相遇以来，我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但他看起来很不自在，很焦虑。“我这次来，”他说，“是来卖给你更多种子的。”
“哦，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种子。”我已经逐渐接受了一件事：托穆对于某些东西知道得很多，但他非常缺乏常识。“我们从去年的收成里存下了足够多的种子。”
托穆没有正视我的眼睛，“你们存下的种子不管用，它们是绝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