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章：第一节 论社会习惯与时尚对美丑概念的影响
- 下一章：第六篇 论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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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习惯与时尚，对人类道德情感的所有这些影响，和它们在其他一些场合所产生的影响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而且那些因素，并不是在一般的品行风格方面，而是在一些特殊的习俗方面，使我们的道德判断产生最严重的颠倒错乱。社会习惯教我们赞许的那些，由职业与身份地位的不同的人具有的，不同的举止态度，和真正重要的事情没有关系。无论是老年人或年轻人，无论是牧师或军官，我们都同样期待他们诚实公正；我们只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指望他们有不同的性格特征。而且关于这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常常也有某个未被注意的情况，如果它受到注意的话，将可以向我们证明，社会习惯教我们归附给每一种职业的性格，当中含有与社会习惯无关的合宜成分。所以，假使是这样，我们便不能抱怨人类自然的情感受到严重的扭曲颠倒。虽然不同民族的习俗，在他们各自认为值得尊敬的性格中，对同一种人品性质，要求具备的程度不同，然而，甚至这里所牵涉的，最坏也只不过是，某一美德的责任有时候会被过度引申，以致会稍微侵犯到其他某一美德的管辖范围。波兰人那种殷勤好客的乡野风俗，也许对节俭持家的美德稍微有点侵犯，而荷兰人所尊敬的节俭，也许对慷慨好客的美德稍微有点侵犯。野蛮人被要求具备的那种刚毅，减少了他们性格中的仁慈，而在文明民族中必备的那种敏锐的感受能力，也许有时候会消减性格中的刚毅坚定。大体而言，不论是哪一个民族，在其中生根的那种行事作风，通常大致可以说，就是最适合其民族处境的品行风格。对于一个野蛮人来说，最适合他的处境的性格，是刚毅坚定，而对于一个要在很文明的社会里生活的人来说，最适合他的处境的性格，则是感受细腻。所以，甚至在这里，我们也不能抱怨人类的道德情感受到严重的扭曲颠倒。
所以，在所有背离自然合宜的标准，而仍获得社会习惯认可的事项中，最严重的那些，并非有关行为或举止的一般风格。在某些特殊习俗上，社会习惯的影响，时常对善良的道德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并且往往能够使一些特殊举措变成合法无罪，尽管那些举措冲垮了最简单明了的是非对错原则。
例如，有什么行为会比伤害一个婴儿更为残忍野蛮？他的无力自助，他的纯洁无害，他的天真可爱，甚至会引起敌人的怜悯，如果连婴幼儿也不放过，则被认为是一个愤怒与残忍的征服者最狂暴凶残的行为。然则对一个甚至连狂暴的敌人都不敢去冒犯的婴儿，也下得了手伤害的父亲或母亲，我们该认为他或她必定是一副什么样的心肠呢？然而，把婴儿拿到野外遗弃，亦即，谋害新生的婴儿，却是一项在几乎所有古代的希腊城邦，甚至包括文明优雅的雅典，都被允许的习俗。每当父母的处境不方便抚养小孩时，遗弃小孩，任它饿死，或让野兽果腹，不被认为是一种罪过，没有人会给予谴责。这项习俗可能起源于最野蛮的野蛮时期。在那最早期的社会，人们的想法起初被塑造成对该项习俗不以为怪，而连绵不断、始终不变的社会习惯，则在后来使他们感觉不到它的罪大恶极。我们现在看到这项习俗仍然盛行于所有野蛮民族；在那种最粗野最幼稚的社会状态中，它无疑比在其他任何社会状态中较可以原谅。一个野蛮人的处境，常常是这样的极端穷困，以至于他自己经常陷入极端饥饿的困境，他往往会死于完全匮乏，他常常无法同时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孩子的生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抛弃他的小孩，我们应该不会感到讶异。一个在逃避无法抵抗的敌人追击的人，如果扔下他的幼儿，因为他拖累他的逃亡，的确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如果企图守护他，他将只能期待得到和他死在一起的安慰。所以，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如果允许为人父母者独自判断他自己是否有能力养育他的孩子，那也不该使我们太过讶异。然而，在古希腊时代的后期，同一杀婴的习俗，却是基于一些非紧急的利益或方便的见解而被容许的，但是，那些见解绝不可能是辩解杀婴的好理由。从未间断的社会习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如此彻底认可这个习俗，以至不仅含糊笼统的处世格言容忍这个野蛮的特权，甚至一些应该比较合理、比较正确的哲学理论，由于被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惯导入歧途，乃至在这个场合，如同在其他许多场合那样，非但没有谴责杀婴的习俗，反而提出许多牵强附会的所谓公共效益的理由，支持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陋习。亚里士多德谈到它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地方民政长官在许多场合应予鼓励的行为。慈悲的柏拉图也持同样的看法，尽管他的所有著作似乎全都洋溢着对人类的爱，然而，我们却没看到他在什么地方明白谴责此一习俗。如果对于一个如此可怕的违背人道的恶习，社会习惯都能给予认可，那我们便大可相信，几乎不会有什么特别粗暴的陋习是它无法认可的了。我们听到人们每天说，这样的一件事几乎人人都在做，而他们似乎认为，这个事实足以辩解任何本质上最不正当也最不合理的行为。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习惯，虽然会使我们对一般品行风格的道德判断受到扭曲，但情形绝不会像某些特殊习俗的合宜与否，被它扭曲颠倒得那样严重，绝不可能会有这种社会习惯。如果社会中人常见的品行风格，和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可怕的恶习属于同一种性质的话，社会绝不可能须臾存在。[1]译注：宽，指直径。
[2]译注：18世纪于英国流行的柱型，除了前述的三种古希腊式柱型外，还有塔斯卡尼式(Tuscan)和混合式(Composite)等两种古罗马式柱型。
[3]译注：参见本书第3篇第2章。
[4]译注:“Let me have your advice in a weighty affair.”这是以《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闻名于世的英国讽刺作家Jonathan Swift(1667-1745)所写的讽刺诗“The Grand Question Debated.Whether Hamiltons Bawn should be turned into a Barrack or a Malt-House”起头的第2行。注意原诗每行各有12音节。
[5]译注：Marcus Fabius Quintilian，公元1世纪的罗马修辞学家与评论家。
[6]译注：Seneca(4BC-AD65)，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及悲剧作者。
[7]译注：参见本书第3篇第2章。
[8]译注：即本页注①提到的Jonathan Swift 。
[9]译注：Samuel Butler(1612-1680)，以戏仿英雄诗体讽刺清教徒的诗作Hudibras闻名于世。
[10]译注：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及评论家。
[11]译注：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及诗人。
[12]译注：Claude Buffier(1661-1737)。
[13]译注：Nero(37-68)，罗马皇帝(54-68)，以迫害基督教徒而在历史上恶名昭彰。
[14]译注：Tiberius Claudius Drusus Nero Germanius(10-54)，罗马皇帝(41-54)，天生体质孱弱，在内政与外交上虽颇有建树，但与元老院关系不睦，加上宫闱失和，他的第一位妻子因密谋推翻他而被他处死，而他最后则在有关继位人选的钩心斗角中，被他的第二位妻子以毒蘑菇汤毒死。
[15]译注：公元1660-1685 年间。
[16]译注：Jean-Baptise Du Bos(1670-1742)。
[17]译注：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罗马政治家、哲学家与演说家。
[18]译注：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Major(236-183BC)，以及他领养的孙子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Africanus Minor”(185-129BC)，罗马执政官、将领，并且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布匿(迦太基)战争的罗马英雄。
[19]译注：Gaius Laelius 和他的儿子Gaius Laelius Sapiens，罗马执政官与将领，其政治和军事生涯分别和大小西庇阿有紧密的关系。
[20]译注：Marcus Porcius Cato the elder(234-149BC)，罗马政治家与斯多葛派哲学家，于BC184 年担任罗马监察官，据说出奇的严苛。
[21]译注：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164-133BC，于BC133年当选护民官)，以及其弟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死于121BC，于BC123和122年当选护民官)。
[22]译注：Lucius Licinius Crassus(140-91BC)。
[23]译注：Publius Sulpicius Rufus(124-88BC，于BC88年当选护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