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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吗？”他问。
“对”，我说。“只是当前在美国，连女孩们都不喜欢这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兹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说，笑得很悲哀。学生时他的专长在美国文学，他几乎对所有伟大的二十世纪小说家都了如指掌。他叹息一声，摇头。
“去年这学生有个男孩的名字”，主任说。“他在夏天改了名。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跟戴茜谈论过这个。他不是很容易交流的，关于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名军人，而该追求因为他糟糕的视力被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这个失败，也许能照亮戴茜存在之秘密；他个头很高，沉默寡言，气质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惨。每天他都穿迷彩服来上课。不知那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惩罚。我只是喜欢有一个高高的，身着迷彩，名叫戴茜的男孩坐在教室的后排。我永远也不会叫他换个名字或服饰。当然，我没把这些想法告知傅主任。
而凯勒的名字是一目了然的。海伦凯勒是学生中普遍的英雄人物——即便一些男孩也把她作为榜样，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她对共产党表现过一些同情。在凯勒自我介绍的那一天，她解释了一下原因，接着便微笑了。“谢谢”，亚当说。“你长着很好看的雀斑，凯勒。”
教室里突然寂静下来。凯勒拉下了脸，迅速坐下。在一片尴尬的沉默当中，亚当慌乱了一阵，接着便急急解释说在美国雀斑会被当作不乏吸引力的。然而，情况表明，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他的赞美好似说“你长了很好看的胎记。”但除了继续上课外别无他法了，在几分钟后这尴尬便消除了。
但这事故却没被忘掉。一个星期后，两个学生在日志中提及了此次事故，他们尝试用中国式的间接来沟通：
我曾听说很多美国女人脸上都长有雀斑。在中国，尤其女孩子很不喜欢别人提到自己脸上的雀斑。这很没礼貌。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女人是如何想的？
他们中有些人（外国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可接受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习俗，却会让中国学生尴尬。我们不会轻易对别人的外型做评价。但这两个美国老师中的一个却打破了禁忌。但我想，随着时间推进，他们对中国的知识日长，这些尴尬可以避免。
我们就这么跌撞着前行。当然，我们很天真幼稚，我们相信凭借良好的意图和努力工作，我们会不费太多麻烦就融入到这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去。但和这国家大多数地方一样，涪陵有一个复杂的过去，我对其历史也未有真正的理解，不论我读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革的书籍。
尤其要紧的，我还未认识到，对中国的这块地方而言，出现两个美国人加入做居民意味着什么。后来我了解到，当地许多的工业，乃是在1950和60年代从上海迁移过来的，出于对美国核威胁的反应。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的军工厂都迁移散布到了西南部的偏远山区。不可避免的，这段历史会影响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而我们之前却对该历史一无所知。
也许，若我们先前了解更多的话，事情还会更困难。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安妮，她家就住在我那栋楼的一层。她父亲是个数学教授，教员中最高阶的一位，因此他才能在我们这栋专享的住宅楼里取得一席之地。而也因为这个原因，文革期间，他在四川一个偏远的煤矿工作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曾被放逐，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臭老九，底层中的底层，那种只有通过最下等最乏味的工作才能改造的一类。
那些岁月看上去没给梁教授带来多少重负——他是个开朗的人，毫无疑问他很高兴自己在政治上被重新接纳了。即便在煤矿工作时，他也尽量为自己获得最佳待遇，通过做出漂亮的会计账目来获取当地人的钦佩。但我想或许这过去的历史对他的女儿倒有更多的影响，虽然她不曾经历过他的那些事儿。她是班上最聪明的的学生之一，也属于那不合群的少数。她的想法是不同的——她喜欢独处，而且很有决心；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政治言行，而她却不随波逐流。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最期望她能对我展现出开放的思路来。然而在她毕业后，她给我写了封信，很诚实地告知她在最初时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