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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评论我的反应是混杂的。看到学生们和文本发生互动交流，我感觉不错，然而对于莎士比亚被共产党的宣传收编，我就没那么大的热情了。我发觉自己在抵制那些诠释，尽管很小心——考虑到我的学生的背景。我不会那么直言不讳，说仲夏夜梦里的农民只是用作增添喜剧气氛的小丑罢了。但我会有某些方式，来回答那些我认为被误导了的读解。我说到，哈姆雷特是一个伟大的角色，并非出于他对农民深抱关怀，而是因为他深切关怀自己，而且他在这一点上还十分的雄辩；而且我指出莎士比亚乃是个小资产阶级，通过他在戏剧公司的股票而发了家。
我第一次开始理解到为何文学会那么经常滑入政治当中。从前我为此挣扎过；在普林斯顿我主修英文，在毕业后我在牛津读了两年的英语和英语文学。我最初的计划是成为一个文学教授，但对英文系的所见所闻让我逐渐失去了对其的热爱，尤其是美国的学校。部分原因和美学有关——我发现我无法读文学评论，因为它那种学术式的僵化感，距离那些好作品中展现出的优雅实在太过遥远。而且大多数的评论我都不能理解其义，那些看上去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笨拙地没了救的词语组合。什么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些都无法简洁清晰地解释出来——就像我这些涪陵的学生面对历史唯物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般，踉踉跄跄。但主要的，我还是讨厌文学的政治化，在西方：文学被当作社会分析而不是艺术来阅读，书本被用来服务这个或那个的政治理论。很少有一个评论是针对文本本身所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文本被扭曲了，让其可以为评论者所持的观念作出注解。那儿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性主义评论家，后殖民的评论家；他们几乎总是挥舞着他们的理论，好似模具一般，把书本强塞进去，把它们压成同一形状的整齐产品。马克思主义者读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得出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者得出了后殖民。这就好像一遍遍读一本不知所云的书。
而且我也讨厌英文学院总是胡乱修改真经，试图制作出一张多元文化的书单来，就好象他们放在本科宣传册上的假照片。在我看来，关于文学，建立和尊敬一个文化的基础是有价值的，现在，在中国，我看到了根基被撕裂后的情状。多少年来，中国人一味开采文学的社会价值，尤其在文革期间，除了如“红色娘子军”等寥寥几个政治作品外，所有的京剧都被严禁。即便今天依然有很多处于失落状态。我们的学生们都知道马克思，而没有人了解孔子。
但同时，我现在能以更多的人道眼光来看待政治化的原因。我认识到，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来自于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价值：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很自然的，你会希望莎士比亚站在你那边——如果他不是那么合适的话，你就曲解他的文字来服务于自己的意图。或者，如果他拒绝跟随，那就将其从真经的行列里驱逐出去。
这些事儿在中国经常发生，而我惊讶发现到，在某些方面，我的学生们比普林斯顿或牛津的学生更懂得回避政治。随着学期渐进，课堂外的政治势力似乎漂得越来越远了，大概因为教材是外文的缘故。这些外国文学那么新颖，那么不同，学生们通常都忘了他们标准化的政治指导路线，而且我们也绕过了美国那些英文学院的许多麻烦。没一个学生介意在这个秋季学期里我们一直学的都是早死了的白人男性作家，就好象他们不介意一个活着的白人男性在给他们上课。对他们而言，我们都只是外国人。
不去太多担心政治，他们的能力聚集在理解阅读材料上。他们倾听诗歌的声音，他们掂量故事中人物的分量。他们做得很认真——对他们来说，文学不止是游戏，而其中的人物，得像真人一样来评判。他们学了一段哈姆雷特的概要，之后一个叫莉莉（Lily）的女孩在日志中回应道：
哈斯勒先生，您喜欢哈姆雷特么？我不敬仰他，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太敏感，而且保守，自私。他应当把真相告知他亲爱的人，奥菲利娅，请求她和自己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两个爱人应当同担祸福。还有，我不喜欢他的犹豫。作为一个男人，他想做什么都应当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