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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看到两个烧烤小姐打了一场恶仗，从互相指责开始，升级到扯头发，越来越暴力，直到最后两人嘶叫着，彼此扯拽对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围观。奇怪的是，两个女人都跟男人一起卖烧烤，我猜测那是她们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斗中，这些男人只是消极站在一旁。他们看上去很尴尬，或是惊住了；其中一个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着碳，好像没事情发生。另一个男人只是傻傻地看着。终于，张先生走过去，停止了打斗，但此时，一个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烂掉，她站在那里，胸罩露着，咒骂着，吐着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领回家。她走后，她丈夫留下了，安静地干着活儿。
这种打斗是不寻常的；多数时候，常来摆摊的人们处得很好，互相支持，当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喜欢高笋塘的这一点——这里有一种社区意识，而以张先生为中心，而通过他，我认识了其他的摊贩。其中一个是刷皮鞋的十岁女孩，她从小学退了学，因为她家人付不起费用。我不知道对此该做何反应；我经常在城里找人刷鞋，有时我觉得不如把这生意给那女孩做。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让一个小学退学的十岁女孩来给我刷鞋子，实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别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我的行为缺乏持续性，而我总也弄不清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节日临近尾声那个夜里，我从张先生那儿叫了五串肉，他请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从前那样。有几个摊贩过来聊天，也有许多路人停下来，看着外国人。
过了一阵，那些关注减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儿读重庆晚报。我觉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后他向前靠过来，对着我的脸大叫“哈喽喽喽喽喽！”他憋足了劲大叫，然后笑起来。我没有抬头看——没理由去理会那样的人。
我感觉他走远了，以为他已经离开；通常对付那些骚扰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们。但一阵后，他回来了，抓起张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肠。他把那根香肠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特别能让我发火。其一是身体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没礼貌地把我推开。另一件，就是人们把我当动物对待，咕咕噜噜，或者做露骨的动作，以为这外国人很迟钝，而且不会说中文。这个拿着香肠的男人成功地触及了我的两个敏感点，我的那种惯常的消极立即消失了。[1]我迅速站起来，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肠。他是一个接近四十的小个子男人，他往回缩，吃了一惊。我往前踏了一步。“为什么你要来烦我？”我问。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话来。我举起手来，举到和他的头平起，然后收回来，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得多，”我说。“你不应该去骚扰比你大的人。下次我会收拾你。”
他往后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围绕在我们周边的人安静下来。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人，看得出他是个麻烦。在他眼中闪着卑贱，而且很显然他很穷。他定定神，开口了。
“我有比你大的朋友，”他说。
“我想见见他们，”我说。
“他们就在街上。”
“去找你的朋友来，”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等你。去——滚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侮辱，有几个人笑了。那小个子男人没动。
他愤怒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张先生过来了，我问那人是否他的朋友。
“不，”张先生道。“他是刷鞋子的。他没文化。你不会想跟他计较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小东西，”我说。只是四川另一个常用的侮辱词，去问一个人他是什么东西。我不应该再去进一步惹怒他，然而不知为何停不下来。逻辑上，我知道这一幕很荒唐——作为号称的大男人我重量才130多斤，而这个五尺高的，威胁说要去找他的大朋友。
但这场冲突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我能感觉到，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侮辱了。那男人很穷，在我的悠闲姿态中，他无疑看到了金钱与藐视。那过去的一年半时间我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而在他表现出的狭隘意识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见的最糟糕的憎恨与恐惧。这种情感是很不幸的，但现在麻烦已经展开，而我不愿后退。“去吧，小朋友，”我说。“去找你的大朋友来。”
人们笑了，而他更火了。张先生看起来很着急，叫那人离开，但他不愿意。他站在那儿，离我十来英尺远，狂怒地盯着我。
我转向张先生，对他说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几分钟过去了，人们走开了。那小个子男人还站着，看着。一个常来的做火锅的女人来跟我聊天，我抱着她的小婴儿。那个十岁大的刷鞋女孩过来看那婴儿，在走回去的时候，她对那男人骂道。
“神经病！”她叫着。“不要给那外国人找麻烦！”
我看着那小男人，他的怒火在增长。部分是因为那女孩侮辱他，但只要是因为人们对我那么在乎——给我凳子坐，把小孩给我抱。我想要去同情他；他一个人在鞋摊工作，为了所得忙忙碌碌，而那个有着高薪的外国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吃着烤肉，跟人们聊天。
他再次说话了。在他的眼睛后，他所想的一切都化为了一串憎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他大声说。“我们为什么让像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的国家？看看他多粗鲁，像这样侮辱我。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在我们家里。”
那时，我知道我心中的憎恶可以跟他所能找到的一切相比。我不会挑起打斗，但如果他碰我的话，我肯定要还击。他所惹怒的那个人，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因为那个人我在家里从不认识。四川给我带来了部分变化，在许多方面我比从前耐心与包容了，然而也有其他的部分，却对这种情形毫无忍耐。我对人群说道。
“你们中国人不需要那种中国人，”我说。“这种人给了你们一个坏名声。当我回家时，我会告诉人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友善，就像你们一样，但我也会说，有时会有他那样的人恨外国人。他才是那个粗鲁的人，而他没任何理由就来骚扰我。他挑起了麻烦。”
一切都静下了来，只有我的声音；沉默让我发抖。我很愤怒，然而我控制住了情绪，让自己可以清晰说话。“你过来骚扰我，小朋友，”我说。“我告诉你住手。现在你想要找麻烦，我就给你麻烦。过来吧，小朋友。过来。”
那男人向前走了一步，而张先生过来挡在中间。那个做火锅的女人对他叫道：“这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有文化——你不应该对他那样。”显然，没有人支持他，而没有帮助的话，他干不了什么。他的大朋友始终没有出现。他坐回到了鞋摊上，从远处看着我。
我想要离开，但我知道我应该等等，直到显得我并不害怕。我跟人们聊天，读我的报纸。紧张气息仍在，我能看出，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看那个小男人会不会做什么动作。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我很高兴高笋塘的人们喜欢我，维护我，但我知道我没必要为这小事做得那么残忍。这事件让我尴尬；我曾在普林斯顿与牛津受过教育，而不知为何，我觉得有必要去一个四川刷鞋的开战，直到人们说他没文化。我知道他的那种骚扰跟我个人并无关系，而我知道我应对他感到同情，因为他的苦劲儿来自其他压力。
但在涪陵生活一年半后，我已不能把我所感受到的憎恨给推一边去。我可以提醒我自己，我是谁，我可以去想想我整个人生中所具备的优势；但在这街上，一切都溜走了。在这种地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压力，肯定将改变你，而我心中的某种东西早已变硬了。真的，我不确定那男人是否全错：也许涪陵的人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这个外国人也是他们帮着造出来的，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黏在一起了。
我纳闷那个小男人在想什么。他坐在摊边，看着我。没有人停下来找他干活。过了一阵，开始下雨了。
“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
“当心你的钱，”他说，向那个小男人摆摆头。
“那不是问题，”我说。我谢了他，走了。我故意从那小男人身前经过，他没动。我走开了，没有回头。
[1] 译注：有一个说法，来自电影学院一个老师，他叹道：中国人的尊严底线比较低。何伟的反应，正是从另一面印证了这个。这大概也算文化差异的内容之一。可能那个侵犯何伟的人只当是开玩笑，虽然是一个很烂的玩笑，他却不会意识到，在何伟看来，这是触及尊严，而变得如此严重。
以我的经验，有些时候一群熟人聚会，往往会拿某人取笑，玩笑话会说到伤人的地步，但却不破坏气氛，从不会有人当场翻脸。这是否也算尊严底线不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