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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一张字条来着，压在杯子下面，写了又撕了，枉我打了几十万字的书稿，却组织不好几句道别的语言。
我寄宿月月家的最后一夜，餐台旁坐了很久，这真是个明智的决定。
后来在很多地方写过书稿或改过书稿，济南山师东路、吴根越角江南水乡、中亚碎叶古城、南极洲的冰原、北冰洋的船上、滇西北的小客栈、厦门海边的小村庄……
不论何处何方何地开笔，我总能找到伏在那张餐台上的感觉，这种感觉好似一条结实宽阔的跑道，起飞或降落，总让人心安。
我想趴一会儿来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天亮时我从餐台上醒来，肩上多了条毛毯，面前是面包片和煎鸡蛋。
月月刷着牙，坐在我面前。
她问：里几捡德磕？
我白她一眼：你给我好好说话！
她把牙刷拔出来，脚丫子轻踹一下我的行囊，睡眼惺忪地问：你几点的车？
我们坐了一会儿，她说，饭用不用热热？
她说，不用的话我就再去睡一会儿了。
然后嗒嗒嗒跑了。
出门的时候我摸了摸大酸菜，扭头喊：我走了。
她隔着两道门回了一句：有空联系哈。
像是两个偶遇的普通熟人间的随口寒暄，边说，边点头微笑，擦肩而过。
什么保重啊、加油哦、我送送你吧……她都没有说。
谢谢她的没说。
（五）
她只说过两次加油。
第一次是在我的新书宣推期。
那个冬天我从东北返程路过北京，多日昼夜不停的奔波、一天两场的演讲累垮了我，见面时我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嗓子也已嘶哑至几近失声，每一口呼吸都好似咽喉被锉刀打磨，疼得人一哆嗦。
月月把点好的红汤换成清汤，要了雪梨汁，让我先喝。
菜上齐的时候，我歪在椅子上打鼾，她安静地把该涮的全涮好，在我的盘子里摞成小山。
她把我领去一家盲人按摩，师傅问，刚卸完大车吗？脊梁肩膀都僵成木头了。她坐在一旁玩儿手机：您费心，下死手就行，咱给他搓软和了。
一开始我疼得要死，嗓子难受喊又喊不出来，上刑一样哦，据说是在揉开什么筋结。后来我睡得死去活来，那张小按摩床上有个窟窿，脸可以架在上面，口水滴滴答答湿了一小块儿水泥地面。
快睡醒那会儿，我听见她说：加油……
冷不丁的两个字，不大不小的声音，她应该是以为我睡晕过去了，听不见。
我迷迷糊糊地紧张了一下，很怕她伸手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肩什么的……还好，没有。
那句加油，我受着。
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她是在让我加油继续打拼，还是在让我加油继续睡。
……
那时候不信邪，出版社的编辑说按照行业惯例，一般的作者每年会安排10到30场读书会，你是新人，勤奋一点好了，50场吧。
我说嗯，那就100场好了。
他们觉得我疯了，说从没有作家这样做过。
抱歉，别把我当作家，我只是个走江湖的说书人罢了，不用和我说什么行业惯例，你们所谓的惯例束缚不住我，我的书是我生的女儿，我有多用心去写她，那我就理应多作死地去宣讲她。
我的书是我生的女儿，她和我一样，都不是为了“惯例”而生的。
他们有心拦我，说：如果100场的话，你一年下来别的啥事儿也不用干了。
不劳费心，自打我写书那天起就谢绝了所有主持商演，为了开辟这个全新平行世界，我已经做过郑重的取舍了。况且我也没打算耗时一年，给我3个月就行，我可以只吃包子，每天在车上睡觉，一天两场把100场活动搞完。
他们说了一个重点：这么漫长的线路，这么多的站点，费用不是一笔小数。
不怕，经费如果少，我可以把你们预付给我的稿费拿出来当路费，我还有一块很好的手表，可以典当4万。
他们说不不不，会有一笔预算，可能不多，花完了再说。他们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没什么人来参加呢？
他们说中了，很多场次的到场人数没有凳子腿多，最少的一场17个人坐在下面。
那17个读者远比我尴尬，留也不是走也不是，我招手请他们坐上小舞台，麦克风也不需用了，咱们挤一挤，围个圈圈开始聊天吧，这样暖和。
那场读书会比我之后任何一场都长，结束时没有合影留念，书上也没写什么赠言，签完名后，我们挨个儿握了握手，又握了握手。
裹紧大衣走出门去，漫天鹅毛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