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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世纪那么久，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偶尔当有一只血染的手或器械在我妹妹身体上方露出来时，我会被吓一跳。化学制剂的气味、血液、汗水和恐惧混合在一起，强烈得让人无法招架。当我感到地球已经停止了转动，空气中没有了氧气，太阳失去了光彩变得冰冷的时候，他们终于从台子前退后，其中几个人把她朝着门这边推来。我向后退着，看着他们把她推出门，推向走廊。我抓住其中一个看起来资历比较高的医生的手臂，他正在填写一个表格。我不知道是不是抓错了地方，我的手触到的东西冰冷，湿乎乎而且黏糊糊，我推开它，结果看到它上面血迹斑斑。有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头重脚轻要晕过去了，但当医生转过身看着我时，我挣扎着恢复了镇静。
“她怎么样？”我问道。他看看我妹妹的担架推走的方向，又看看我。“你是谁？”他问。
“她哥哥，”我说，“她会没事儿吧？”
他朝我不大轻松地笑了半下。“现在还没法儿说，”他说，“她失血太多。也许没事儿，也许会有并发症。现在还不清楚。”
“什么样的并发症？”我问。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合理的问题，但他恼火地呼了口气，摇摇头。
“从感染到脑损伤，”他说，“一两天之内没法儿判断，你得等等我们才能确诊，好吗？”他又朝我笑完剩余的半下，朝着跟德博拉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开了。
我看着他走远，心里想着“脑损伤”这个词儿。我转过身，向着走廊尽头德博拉的担架走去。
德博拉身边围绕着很多仪器，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看见被嗡嗡鸣响的机器围在中间的她。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身上插满管子，被呼吸器遮住的半张脸苍白得跟床单一样。我站在那儿看了一分钟，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我一心想要见到她，现在真的见到了，却不记得在重症监护室探望最亲近的人应该怎么做了。我应该握住她的手吗？好像是的，但我不确定，因为离我最近的那只手上插着输液管，好像不应该拔掉它。
于是我找了把椅子坐下，蜷缩在一个生命监护仪旁边。我把椅子尽量朝床边移到一个看起来合适的距离，坐下来等待。
过了一两分钟，门边传来声响，一个瘦瘦的黑人警察站在那里。我见过他，他叫威金斯。他伸头进来说：“嘿，德克斯特吧？”我点点头，举起我的证件。
威金斯朝德博拉点点头，问道：“她怎么样？”
“还不知道。”我说。
“抱歉，哥们儿，”他说着耸耸肩，“队长派人来守护，我得在门外待着。”
“谢谢你。”我说。他转过身在门外站起岗来。
我试着想象没有德博拉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念头真让人难受，尽管我说不出为什么。也许我今后能吃上热乎乎的红酒罐焖鸡了。没有她对我施展世界闻名的毒肘功，我的胳膊上也不会常常有青瘀伤痕了。我也不必担心她会逮捕我了。这些都是好事儿啊，可我怎么还是担心呢？
看来光靠逻辑没法儿说服人。假如她能活下来但脑损伤了呢？那她的警察职业极有可能受到影响。她可能会需要全天候护理，用勺子喂饭，使用成人尿布。谁来做这些漫长而艰苦的护理工作呢？我不是很懂医疗保险，但我知道全天候护理没哪个保险公司乐于提供。如果必须由我来照顾她呢？那必定会剥夺我大量的闲暇时间。可除了我还有谁？在这世上她没有别的家人，只有亲爱而尽职的德克斯特。没有谁会推着她的轮椅，为她烹煮婴儿食品，在她流哈喇子时轻轻为她擦干嘴角。我大概得照料她的余生，我们两人会坐在一起看电视，直到很老很老。外面的世界则照常欢乐地运转，继续着杀戮和残酷，却没有我的份儿。
在我朝着自我怜悯的深渊滑下去之前，我想起了凯尔·丘特斯基。管他叫德博拉的男朋友似乎不太准确，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好像比男女朋友关系要深一点儿。另外，他不再是被称为男朋友的年龄，他比德博拉起码大了十岁，一个大块头，饱经沧桑，没了左手和右脚，是对多克斯警官干了同样的事儿的业余医生干的。
为了对自己绝对公平，我得承认，这非常重要，我之所以想到他，不仅是因为如果德博拉真的脑损伤了的话，我希望有除我之外的人来照料她。而且，她现在在重症监护室这件事儿我觉得也应该告诉他。
于是我从皮套中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他马上就接了。
“喂？”
“凯尔，我是德克斯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