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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炎热的下午，午后小睡时间她跟海豹进入了一个角斗场，看景色是一个北部地区的罗马圆形角斗场。她站在最底层。突然，各种猛兽从角斗场墙后打开的笼中纷纷跳出，狮子、豹子、恶狼，以及老虎。她带着海豹撒腿狂奔，尽可能往看台高处跑，野兽们紧追不舍。她奋力爬到角斗场边，边上有一根摇摇欲坠的木头柱子，她和海豹抓住柱子，柱子摇晃不已。她抓紧柱子拼命想坐到上面去，把海豹高高举起，这样野兽的爪子和尖牙就伤不着它。野兽在下面咆哮着、吼叫着。她想她没有力气一直举着海豹保全它。但她坚持着，野兽在她的脚下又跳又抓，不停吼叫，差点儿就够着了海豹那伤痕累累的尾巴。过了一会儿，野兽的跳跃没有那么凶猛了，很快她和手上高举的动物远离了那群猛兽，它们越变越小，数量越变越少，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今天杰弗里被送进修道院已经整整一周了。是的，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有染上伤寒，尽管修道院和医生为此奋战了四十八小时。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他也没得黄疸病，虽然他的皮肤是黄色的。他身上的黄色已经全部退去，但发着高烧。可以肯定，他生病了，以目前的体质不能继续旅行。
凯特每天都去看望他，有时一天看望两次。现在他能认出她了。他俩一起说说话，话语不多，但非常友善，聊得很投机，和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初识时一样。他的体温忽高忽低。他说待在这里很高兴：躺在这个朴素的小屋里，看着窗外的那棵树、那一簇牵牛花和几株茉莉，沐浴在阳光之下，这是他一直想要的生活——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待多久。他觉得自己没病，他已经忘了自己在这里不省人事地躺了多久。他把在修道院的这段日子看成：躺在白屋中的白色床上，望着屋外的树叶和花朵。凯特不去修道院的时候就到旅馆的后院静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晚上，她临窗而坐，坐在这个令人警觉的地方，严防记忆、需求、不实的希望趁虚而入，眺望夜空的圆月。
一天傍晚，她没去成修道院。天气热得不行，因为午觉睡得太久，她看到那些不当季的油腻腻的食物，感觉有点儿恶心。她以为自己前夜肯定是在破晓时分，才离开盈满月华的窗口、繁星、对面山边透过灯罩闪烁的修道院灯火。她请马蒂尼兹先生打电话给修道院，转告杰弗里她晚上不过去了，想在床上躺躺。她没有下楼吃饭，送来的饭菜原封没动。马蒂尼兹先生到她屋里看她时，发现她的脸色和杰弗里一样，病恹恹的。
天啊，莫非她生病了？她一直这么觉得——她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但听说她可能得了黄疸病，可能得了杰弗里那种病，她大为宽慰。昨夜她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宿——她已经无力临窗而坐了——看着月亮在星空中移动，但是她一直抱着海豹朝北走。她相信前方什么地方一定是海，如果不是，她和海豹必将命丧黄泉。天空飘起了柔软的雪花，簌簌地落进黑色尖石的罅隙与空洞中。她冷得直打哆嗦，很高兴海豹能够躲在她的怀里，免受风雪的侵袭。海豹把脑袋靠在她肩上，她感觉到它柔软的短须抵着她的脸颊。她知道，海豹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知道，她正带着两条命——自己的和海豹的——走进眼前的冬日，一如她打开手掌伸向嗖嗖寒风，掌心搁着一片枯叶。
马蒂尼兹先生说，她该发句话，让他给医生的姑姑打电话，她会叫医生过来瞧她的。凯特知道，如果这样做她极有可能躺进一间石灰墙小屋，和杰弗里紧挨一起。要是她生病了，或者快要生病了，她就回家去。虽然直到现在，她还是觉得把杰弗里一个人扔在这里不可行，因为这样做太冷酷了，太不负责了，但她心底里也在嘀咕，再怎么说，他都是三十岁的成人了。没有她守在旅店，一天过去一到两趟，陪他个把小时——反正这样的事儿她现在也做不了了——他能活下去，说不定还好得更快。她可以离开的。她叫马蒂尼兹先生给修女打电话，把这个消息转告他，然后又向马蒂尼兹先生要了纸——旅馆没有专门的纸——给他写了封信。信很短，说了几句逗乐、遗憾的话，把自己狠狠调侃了一番——写信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病了，因为她写得非常辛苦。到时他会回一封类似的信给她。到那时，这个小村子，连同他俩在此的不凡经历，都将迅速滑入过去，如同电影，以同样的顺序开始这个故事——一对男女并排坐在一辆停在什么地方的乡村巴士上，看着车窗外的月光。这是个乡村广场。在处处裂缝的小喷泉池边，一只白色瓷杯闪闪发光。男人们坐在咖啡馆外喝酒。村子里长了几株模样奇怪的大树。是生了什么病吗？不是，是因为落满灰尘的缘故。
她拎着行李站在喷泉边，先前她把一笔便宜得叫人难以置信的食宿费交给马蒂尼兹先生时，他紧紧抓着她的手，眼里含着泪水。她感觉到自己的眼眶也湿湿的，但心里再一次窘得不行，因为虽然马蒂尼兹先生喜欢她，但还是很震惊。是的，他的确非常喜欢她，也明白那个不幸染病的年轻人选择她当旅伴乃情理之中，尽管她的岁数要比他大一大截（护照里写得一清二楚），但是他还是很震惊，虽然心里遗憾，但震惊依然。他知道这年头像他们有这样的关系的人比比皆是，但他并不觉得世界会因之变好——他握着她的双手，那双善良又富有生气的潮湿双眼将这些及许多别的情感表露无遗。清晨的阳光下，巴士微微摇晃着身子，等着那两个乘客，凯特和一个年轻姑娘。马蒂尼兹先生说，那姑娘是她去修道院路过的西红柿菜地主人的女儿：她要去一家好挣钱的海边旅馆当一个月帮工，然后回来帮助妈妈带六个弟妹。
马蒂尼兹先生把她的行李箱提到车上，告诉司机这位夫人身体不大舒服，车开稳一点儿。这一点她真的需要，一路上她感觉又热又恶心，到了海边乍见白花花的阳光，一阵头晕目眩。这时候刚好是大中午，她头痛欲裂，应该卧床休息才对，可她此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回伦敦去。
她在海边搭上另一辆巴士，没过多久就到了一个有旅行社的大镇子，到下午五点就找到了一位医生：在离海岸线几英里远的内陆，那些穷得叮当响的老百姓，不等上几天是看不到医生的影子的，那还是看在教会的面子上。医生先听她说了说黄疸病和伤寒的情况，然后给她做了个检查，说照他看来，她是贫血。他建议她回伦敦后马上去看自己的医生，虽然他本人觉得不用多久她就会自行好起来。他开了一点镇定剂给她，要了五英镑的诊费。这很自然，在这个人潮汹涌的季节，黄金之河在大海之滨滚滚奔腾，而这位夫人显然颇为富有——看看她的衣裳、手袋和鞋子！——要这么点钱过分吗？
这位夫人，从医生的身上看到自己对杰弗里的态度——至少最初的态度——他生病是因为他的意识想生病。但她还是觉得浑身无力，坐不了巴士和火车，于是租了辆车载她去飞机场，重返富裕之国。
她坐在机场的一把椅子上昏昏欲睡等人退票，看到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她干脆找了张长椅躺下，两眼一闭，不理睬其他乘客的好奇心与不满情绪。她得的这种病，管它叫什么名儿，主要症状就是畏寒、恶心，她总感觉既想吐又怕冷。终于，她在第二天凌晨到来之前登上了飞机，到了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她以为自己肯定会死，希望一死了之，可一到达伦敦满心想的念的都是自家屋里的床铺。她的屋里挂着花窗帘，帘子一拉就看得到阳光、月光或云朵的流光洒满夏日的树梢——噢，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自己的家中，也许哪个孩子已经先行一步到了家，能够帮她一把也说不定。她把家中地址递给出租车司机，这才猛地想起自己已经无权问津那里：此时一群陌生人正鹊巢鸠占着呢。她叫司机稍等片刻，她得想想去哪儿。他依命等着。钟声滴答打探着她内心的为难。她想，在八月这个时候，住到伦敦酒店的客房中无所事事，非正常人所为，但她又不想打扰朋友，尤其是玛丽，她知道玛丽会热情接待她的，就是说，如果她没有搞什么地下情——孩子们也碰巧不在家的话。
最终，她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司机，暗示说他的关心会有回报的。他载着她驶往伦敦，时不时回头看看她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该送她进医院。他载着她来到一家又一家酒店门口，他让她待在车里，自己下车向一个又一个前台服务员说明她的情况。最后，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的一家酒店，一家迈克尔·布朗太太觉得太过昂贵的酒店门口，他走过来说，要是她能等个把小时，这里就能腾出一间带浴室的双人间：听到酒店的价格，她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但她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