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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亿万富翁，亲爱的。这是曼哈顿，你知道的。有时参加一些派对，我感觉自己像佣人。”
“你们有一艘游艇。”
“那不是游艇，那是一艘帆船，而且我告诉过你父亲不要买。我们现在是那种人了吗？我说，开帆船的人？但你知道他的，他有什么想法谁也拦不住。”
“随便了。问题是，他很紧张，所以你们能不能—我也不知道—轻松点儿。”
“你在跟一个迷倒瑞典王子的女人讲话。啊，他真是讨人嫌。”
这么说着，她们进入画廊的主要空间。墙上排列着超大画布，每一幅都在表达意图，想法和观念被缩减成线条与色彩。莎拉试图放松她的大脑，平息絮叨不休的思想，忘却现代生活习惯性待办事项，但太难了。你拥有得越多，你就越担心。她就是这么认定的。
詹妮出生时，他们住在上西城区的一套有两个卧室的公寓里。本在交易所里当推销员，一年挣80000块。但他英俊，擅长逗人大笑，而且他知道如何抢占机会，于是两年后，他升级成为交易员，吸金能力是以前的四倍。他们在六十年代搬进东部的一套公寓大厦，开始在奇塔雷拉美食专卖店买杂货。
当母亲之前，莎拉从事广告业。詹妮进学前班之后，她闪过回去上班的念头，但她无法忍受她在上班的时候，一个保姆在养育她的女儿。所以，尽管她感觉像是放弃了灵魂的一部分，她还是留在家中，做午餐，换尿布，等待丈夫回家。
她的母亲鼓励她这么做，成为—她母亲是这么形容的—贤妻良母。但莎拉不善于处理松散的时间，也许因为她的头脑本就十分松散，于是她成了一个整天列清单的女人，一个有好几本日历的女人，在他们的前门上贴便利贴。她是那种需要提醒的人，是某人刚向她报过电话号码，她转眼就忘的人。3岁的女儿开始提醒她事情时，她知道这样很糟，甚至去看过神经科医师。医师说她的大脑没有生理异常，建议她服用哌甲酯，暗示她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但莎拉憎恨吃药，担心药品会把她变成另一个人，于是她回归她的清单，继续用日历和警示提醒自己。在本工作迟归的夜晚—这种情况越发频繁—她不禁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晚饭后，母亲在厨房里一边洗涤餐具，一边指导她当天的手工美术作业，同时打包第二天的午餐。这就是母性的循环吗？恒定的回归。有人曾经告诉过她，母亲的存在是为了减弱生而为人的孤独感。如果那是真的，那么她作为母亲，最大的责任就仅仅是陪伴。你把一个孩子从暖热的子宫带到这个难缠、混沌的世界，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年他们在琢磨如何做人时，与他们并肩同行。
另一方面，父亲的作用是让孩子们坚强起来，如果他们跌倒，在母亲要上前抱的时候说句“多走走就好了”。母亲是胡萝卜，而父亲是大棒。
于是莎拉发现自己在东63街的自家厨房里，打包学前班的午餐盒，在洗温水浴时读图画书，她的身体和女儿的身体是一回事。在那些独自入睡的夜晚，莎拉会把詹妮抱到她的床上，一边读书，一边聊天，直到她们两人都打瞌睡了，抱在一起。一身酒气、领带歪斜的本回家，吵闹地踢掉鞋子时就会发现她们这样睡着。
“我的姑娘们怎么样了？”他会说。他的姑娘们，就好像她们俩都是他的女儿。他说出这句话是带着爱意的，他容光焕发，就好像这就是漫长一天的回报：他爱的两个女人在家里舒适的床上仰着脸看他，睡眼惺忪。
“我喜欢这一幅。”詹妮说，现在她是二十几岁的女人了，再过五年就会有自己的孩子。在她容易与人发生口角的青少年时期，他们也努力与她保持亲密，尽管困难重重。詹妮从来不爱闹事，现在你能指责的最糟的情况不过就是，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尊敬她的母亲，这是现代女性身上的诅咒。你留在家里养大女儿，女儿长大了，找到工作了，就开始同情你—她们的全职妈妈。
身旁的詹妮一直在聊谢恩的父母—爸爸修理旧车，妈妈喜欢为他们的教会做慈善工作—莎拉努力保持专注，一边留意有没有危险的信号，有没有本需要知道的事情，但她的头脑总是神游。她突然意识到，她可以买下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一幅艺术品。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最多能卖多少钱？几十万？一百万？
在上西城区的时候，他们住在三楼。在东63街的公寓大厦住的是九楼。现在他们在翠贝卡区拥有一套顶层公寓，在53层。尽管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只有两层楼，邮编本身就让它成了某种遥不可及的太空站。周六农贸集市上的“农夫”是新兴的潮人工匠，他们拥护原生种苹果的回归和失落的编篮子艺术。莎拉现在口中的“问题”都完全是自找的—航班的头等舱座位已经售罄，帆船漏水了，等等。真正的挣扎—有人来关掉了煤气，你家孩子在学校被人捅了，车子被收回了—已经成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