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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年初，勋爵阁下胸中怀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直努力工作着。这一目标便是将那些最具有影响力的先生们召集到达林顿府来，勋爵阁下已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就在这府内召开一次“非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商议出能使凡尔赛条约中最苛刻的条件重新修订的方案。这是值得花费精力的事，因为任何一次类似的会议都将必然具有足够的分量，以至于对“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这种“官方性质的”会议已经召开过几次，其确切宗旨就是对该条约进行复审，但是那几次会议的成功之处仅仅是造成混乱和苦难。我们当时的首相劳埃乔治先生曾呼吁在1922年的春天在意大利再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并且勋爵阁下最初的目标是在达林顿府组织一次聚会，目的于确保对这一事件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尽管他和戴维爵士曾是那么艰辛地工作，然而遗憾的是，结果表明原定聚会的最后期限确实太紧迫了；随后，乔治先生所召开的会议也再次以没有结果而告终，有鉴于此，勋爵阁下便将其目标对准了计划来年在瑞士召开的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
我仍能记忆犹新，大约在那段期间的一个早晨，我给在早餐室里的达林顿勋爵端去咖啡时，他将手中的《泰晤士报》叠了起来，以几分厌恶的口气对我说：“法国人。真的，史蒂文斯，我是说，法国人。”
“是的，老爷。”“而且你想想看，整个世界都肯定认为我们与他们手挽着手般亲密无间。人们常希望在回忆中好好地清洗一下头脑。”“是的，老爷。”“史蒂文斯，上一次我在柏林时，我父亲的老朋友奥弗拉思男爵找到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对我们这样做？你们难道看不出我们已无法像这样继续下去了吗？’我当时非常想对他说，这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法国人。我曾想要说的是，这不是英国人的风格。但是我认为人是不能这样做的。绝不应该诋毁我们亲密的盟友。”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就有关豁免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严厉惩罚一事，法国方面是最不妥协的。于是，这就更为迫切地需要至少要邀请一位法国要员出席在达林顿府举行的聚会，此人必须对其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毫不含糊的影响力。实际上，我曾多次听到勋爵阁下阐述过这种观点，若无如此的人物与会，那任何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都将无异于是不负责任的。据此，勋爵阁下和戴维爵士便着手解决他们准备工作中这最至关重要的环节。亲眼目睹他们毫不动摇的正视屡屡出现的挫折，便会让人产生自惭形秽的感受；无数的信函和电报被发送出去，而且勋爵阁下本人仅在两个月之内就曾单独去了巴黎三次，最终，他才征得一位特别有名望的法国人的承诺我只能将他称为杜邦先生来出席那次聚会，而且原则上必须非常严格地“不得公开其身份”，这才最终使那次会议的日期被确定了下来。那也就是令人难忘的 1923年3月。
随着开会日期愈来愈临近，我所承受的压力从性质上来讲虽远不如勋爵阁下所承受的那么重大，但也不是微不足道的。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倘若任何一位客人发现他在达林顿府逗留期间生活得稍不舒适，这就很可能会造成无法设想的严重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不明确知道具体涉及的人数有多少，我为会议所制定的准备计划就变得很复杂。鉴于那次会议的规格非常之高，与会者的人数被严格控制，仅有十八位十分显贵的先生和两位女士，她们一位是德国女伯爵，另一位是那令人敬畏的埃莉诺奥斯汀夫人，当时她仍旧住在柏林；但是那些与会者每一位都合情合理地可能会随身带来秘书、贴身仆人和译员，这就毫无办法确定这些可能要来的人的准确数目。再说呢，很显然已有几批人在三天正式会期之前的某个时候必然会来到这儿，以便给他们自己充裕的时间为会议准备条件，还要揣测其他与会客人的态度，然而他们准确的到达日期也依然无法确定。那么，毋庸置疑，府内所有的职员都将不仅必须特别辛劳地工作、随时保持最警觉的状态待命，而且还必须具有非同寻常的灵活机动性。说实话，我曾一度怀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不从府外另请其他职员来协助的话，那是无法对付我们将面临的那巨大挑战的。然而，这种选择除了使勋爵阁下必定会担忧流言蜚语的传播外，倘若由此而产生被证实是代价很大的某一差错，那么还会使我因依靠难以预料的人而承担责任。于是，我便着手为即将来临的那些重大日子做好精心准备，现在想起来，当时就像一位将军那样去为一场战役做准备：我以无以复加的细心设计出一个特别的员工工作计划，以防范所有不测事件的发生；我仔细分析了我们最大的弱点之所在，而且着手制定出了若干应急措施，一旦这类弱点暴露出来，便可求助于此进行妥善处理；我甚至还对所有职员进行了一次军队惯用的“鼓舞士气的演讲”，我让他们铭刻在心，尽管他们不得不以疲于奔命的方式工作，但他们必然会为在即将来临的重大日子里尽职尽责而感到无尚的自豪。“历史将会在这府邸里被创造出来，”我对他们这样说。知道我是那类不轻易夸大其词的人，因此他们完全明白，某种非同小可的事件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