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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迟些时候会来吗？”亚当问。
“不，”沙侬说，他是班长。“她今年不会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沙侬道，然后他笑了。那声音充满紧张不安，毫无幽默感，是那种中国式的笑，仅仅是对一种不舒服的状况作出的反应。要区分这种笑声与正常的笑，并不困难，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让外国人的脊柱上一阵发凉。学生们低下了头，而亚当迅速转变了话题。那一天的课，长达两个小时。
很难谈及那个话题，而我们一直也没听到多少信息，因为没有一个学生很了解珍妮。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乃是在夏天里，她跳下了一座桥，在她的老家。当中国人自杀时，选择从什么东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筑，山崖。有时在乡下，他们会吃农药。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比较彻底的自杀方式，相比美国人而言，尤其是美国女人，她们常会吞安眠药，而通过洗胃又救过来了。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易自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案例发生在中国，女性自杀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数量高过男性的国家。[4]
在涪陵，有许多的迹象显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亚当与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经历。在我们的头一年里，一个女孩新生常躲在亚当的公寓外，她指责他，说他爱她。亚当想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而有时她说是从自己的身体内听到的。另外几次，她编出个故事，说傅主任召集了一次会议，告诉所有同学亚当对她有意思。一次她愤怒地指责亚当，说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还说，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他是个懦夫，和骗子。
我有我自己的麻烦，那女人叫欧小姐，在下城区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她四十多岁，未婚，而她总是在奇怪的时间打电话来——早上六点钟，她会邀请我去看她。她给了我礼物：筷子，书，手织的毛衣。她是一个和气，无害的女人，起初时我想要表现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周，她会写诗给我，从英文书上抄的，或者翻译她自己写的。“我们一同开启未来的梦想吧！”有一次她写道。“和谐的家庭环境，乃是事业成功的致命因素。”
偶尔，她给我发较长的信，其中一封标题为“让爱情之树常青”：
你应该充分了解到，女人乃是男人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她可以影响他，给他自信，带领他，让他兴奋，她可以让怯弱的人勇敢，让软弱的人坚强。这都归结于女人发掘出她自己的巨大潜力。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可以影响，鼓励，给你作为榜样，以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让你一生受益。男人应当进入这所学校，来修炼自己。有理想的男人是最强有力的。
涪陵的女性似乎远比男性容易感到孤立，沮丧，但我难以找出这不快乐的背后原因。两性关系是难以充分了解的，因为这些是敏感，私人的话题，而我是个外来者。但即便从我的这种远距离，我也察觉到了一个巨大鸿沟，在当地女性与男性的生活体验之间。
我特别注意到了他们与金钱关系上的区别。以我的理解，在涪陵，金钱乃是雄性的——我总是很自然把它跟男性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程度上，它还跟代表了当地男性气质的穿着规则产生了连系。城里的男人几乎从来不穿短裤，不管天气多热，在凉爽的季节里，他们小心地穿着西式风格的外衣（西装），把牌子的商标显眼地留在袖子上。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穿着闪亮的丝绸衬衫，轻薄宽松的聚酯纤维的裤子。他们把BP机和手机显眼地挂在皮带上，而皮带在他们窄窄的腰上围个一圈半。他们把钱装在肥大的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相当挑剔——多数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总是擦得晶亮。这乃是我跟城里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饭时常干的事儿：我们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后我们才去餐馆。
有些涪陵男人会把小指甲留两英寸长，因为这是他们不做体力劳动的标志。我的许多男学生有这种指甲，在他们那因为田间劳动而粗糙的手上，看起来女气地很荒唐。但没有一个学生打算回到农田里去，而他们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进步的清晰指标。涪陵多数长指甲的男人都在这类过渡的阶层中；他们往往之前是农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机，公务员，或者小企业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会留指甲，因为他们的财富已够明显了，在他们不菲的服装和手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