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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指甲,像许多男性配饰一样,代表着钱——不骗你说,银行与商店里的男人偶尔会用其长指甲去数钞票。涪陵女人也有她们那种饰物,来显示其来自上等阶层,但总体来说,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质化。上层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夹的动作中,也比女人要显摆得多。当其中一个男人付账时,他会卖弄着打开皮夹,让旁边的人看见里头厚厚一沓现金。
很清楚,男人控制着大多数的钱——他们挣得快,花得快,谈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多,她们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观的独立工作,比如开的士。到得最后,钱对男人来说,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么样,因为如今的情况让我吃惊,金钱已经成了他们身份中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
而它也可能是相当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里。在涪陵生活一年后,我发现我最不享受跟某个的特定的社会群落打交道:年轻有钱的男人。那里当然会有些例外,但当我试图来给这个群落做平均定义的话,我所见的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被一系列相当狭隘的目标与愿望驱动,成了某种男性气质秀的滑稽讽刺漫画。他倾向于对买BP机和手机相当热情,而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收集不断升级的VCD与卡拉OK机。他不停地抽宏声香烟。他喜欢大声说话,而且他对面子非常在意,有点趾高气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会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拼酒大赛,彼此挑战,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乐子,他会到卡拉OK吧或美发厅去找妓女。我意识到,我有点偏见,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与几个富有的年轻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在那种刻板类型内。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跟中低层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师那样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舒服得多,他会思考,有趣,一点儿也不物质主义,而我多数的男孩学生也没有涪陵富人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劲儿。即便黄小强那样的小企业主,他显然花很多时间去想钱,也不会去展示出那种男子气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对有钱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标准。事实上,这种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蝉翼,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刺破;但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除了少数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个阶层的人都省略不提。[5]
我产生这种偏见,还跟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涪陵的行为有关,尤其当我参加那种男子气例行表演的时候,而那种活动在当地中上层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在我们的第二年里,亚当与我都对宴请活动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
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
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