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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了方思扬和其他人一些美国硬币与明信片，他们走了。小王留在后面，玩着枪。
“我能借吗？”他最后问。
我上次看到小王时，他乃是全副武装，我问他发生了什么。
“我丢了所有的枪，”他说。“我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仔细盯着他，看出他在撒谎。“你家里人把它们拿走了？告诉我真话。”
他站在那里盯着脚看，无语。
“你打伤别人了吗？”
“没有，”他说，但语气不坚决。他垂着头，手指拨弄着枪上的塑料把手。
“如果我给你枪，”我说，“你能保证不去射人吗？”
“我保证。”
我给了他枪，知道自己非常伪善。他是个可爱的小子，而面对小孩时，我就跟中国的父母一样软弱。还有，老实说，我对于他家的成年人可没有多少感情。他们看上去很愉快，然而却从未邀请我过去，而每次他们在楼梯上碰到我时，都会放慢语调，说些很简单的话，好像我是个傻子，或一只狗。他们的意图不坏，我知道，而且这也不足以成为我给他们小孩武装的理由。但我在涪陵容易犯的一个小脾气就是，当地人不把我当人对待。何伟是笨，但也不是那么笨。
小王把枪藏入外套内，我让他出了门。他朝我咧嘴一笑，踮着脚尖走下楼梯。我关了门，轻轻的。几秒钟后，我听到他重重冲上楼梯，砰砰敲门，好像他刚从外面玩回来。二月里的第一周，我沿江而下去了丰都，去见孔老师和他的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小时早已死了，所以他总是和妻子娘家的人一起过年，他们住在丰都。
我们一起爬上双桂山的石级，想从高处看看这个地区，几分钟后，我们就越过了那175米的水文标识。我们停下来，俯视这个城市。这是一个灰色的早晨，整个涪陵躺在我们脚下，延展在长江的北岸。这里所有一切都将在新水库到来后淹没，我问孔老师他们家人会去哪儿。
“他们会到江对面去，去新的移民城，”他说。“我们可以吃了中饭后去那儿，如果你想看看它什么样子。”
“他们什么时候搬？”
“还不知道。也许两年后，或者更久。许多细节还不确定。”
“他们得花钱吗？”
“政府给了很多的帮助，但也不是免费的。他们大约要为新房子付点钱，但我想不会很多。也许两千块，或者再多点。”
“他们反对这个吗？”
“不，”他说。“他们想搬。你看到他们现在的房子了——太小了。他们的新房子会好一些，而丰都城也太脏了。又小又拥挤。新城的空间会大得多，而它也不会有丰都那样的交通问题了。这儿很少有人对大坝表示反对。”
这是三峡工程的又一个好处了，对于工程师与城市规划者来说，三峡是一个恩惠，他们终于可以建设一个道路高效，供水通畅的城市了。而我也能看出徐家人为何不在意搬迁；他们的公寓小得让人缩手缩脚，位于一条肮脏的小巷内。但与此同时，我喜欢丰都，虽然我是用一个外国人的眼睛来看它——我喜欢那老式房子煤渍的灰色，狭隘的鹅卵石街道，充斥着车流人流。它是一个老旧的江城，在它的不便利，它的脏兮兮中，有一定的魅力。
徐丽嘉是孔老师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她的妹妹们也都来了父母的房子庆祝。最小的妹妹二十出头，在丰都工作，而中间那个，名字叫徐桦，在厦门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班，那是中国东海岸一个兴旺的城市。两个妹妹都没结婚。
徐桦带了一只手机，还为生日宴会贡献了三瓶法国红酒。我们吃着郭女士做的饺子，喝了一瓶酒，相互敬酒。饺子非常好吃。红酒不是很好，而徐先生，他五十三岁，在当地一家电厂上班，喝的时候，露出苦相来。但那酒是进口的，而徐桦很自豪地带了它来给姐姐生日祝寿。
我一直喜欢孔老师的妻子；和我在一起时，她看起来比校园里任何人都要轻松，也许因为她是个独立的摄影师，不是学校单位里的正式一员。许多小企业主也是那样的——他们跟外国人打交道，比一般人好得多。徐桦的情形也是一样，她身上带有一点东部沿海的见识感。她说我应该搬到厦门去，那儿有很多的外国人，而人们也不像涪陵或丰都那么落后。厦门有好几家麦当劳，她说——一个发展的标志，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我已经一年半没见过麦当劳了。徐桦的头发剪得很短，她穿着紧身的白裤子，一件明亮的黄色夹克，带着垫肩。我问她有没有兴趣再次回四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