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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果不其然瞪了我一眼：“当然是他了，德克斯特。天哪，别怀疑自己，你干得很棒，我们总算有一次是手到擒来了。”
“我希望如此。”我说。
她把脑袋歪到一边，看着我，脸上还挂着得意的笑容。“怎么了你，德克斯特？”她说，“是在为婚礼发愁吗？”
“才不是，”我说，“我这辈子还没这么心满意足过，我只不过是……”说到这里我犹豫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可我心里就是有着一种挥之不去又莫名其妙的不对劲儿的感觉。
“我懂，德克斯特。”她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道，这让我感觉更糟，“这案子看上去容易得不像是真的，是吧？可你想想我们每天在别的案子上遭遇的麻烦，我们偶尔也会落个容易些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说，“反正就是觉得不对劲儿。”她从鼻子里哼哼了一下。“根据从这家伙身上查出的确凿无疑的证据，根本没人在乎谁觉得怎么样，德克斯特，”她说，“你干吗不开心点儿，享受辛勤工作一天的成果呢？”
“他看上去真的不像在撒谎。”我说，但语气有些无力。
德博拉耸耸肩：“他是个疯子，这我没办法。就是他干的。”
“但如果他的确有些精神不正常，怎么突然就发作了呢？他三十多岁了，这是他第一次干坏事儿？说不通啊。”
她拍拍我的肩膀，又一次笑了起来：“说得好，德克斯特。你干吗不上网查查他的背景？我肯定咱们能找出来些什么。”她看看手表：“新闻发布会一结束你就开始查，好吗？来吧，别晚了。”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跟着她，心下疑惑自己怎么就老愿意义务加班干活儿。
德博拉被赐予了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光荣权利，马修斯局长一般不轻易给的。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主管侦探负责一个大案来面对媒体，看样子她已经仔细研究过该如何在晚间新闻中举止应对。她收起笑容和其他表露情绪的表情，用标准的警察职业语言陈述事实。只有像我这么熟悉她的人，才能在她那板着的脸孔下看出她有多么百年不遇地欣喜若狂。
我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闭目养神。“有人吗？”我试探地问。没人，只有一片空寂。在最初的麻木消失之后，我心里的缺口开始疼痛。工作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可工作一结束，就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从自艾自怜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黑夜行者去哪儿了呢，为什么他要去那儿？如果他是被什么东西吓跑的，那会是什么呢？什么能吓坏一个为黑暗而生，来到人间只为了与刀锋共舞的东西呢？
这让我有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坏念头：如果真有什么能把黑夜行者吓走，它会跟着黑夜行者，直到把他撵得远远的吗？还是它仍然跟着我？我是不是已经赤手空拳没有了任何保护，完全没法儿预知背后是不是有危险，直到它的口水滴到我的脖子上？
我越想越糊涂，也越难受。好在悲伤的良药是拼命工作，我转过身对着电脑开始查资料。
几分钟后，杰拉尔德·哈尔彭博士的生平及背景便展现在我眼前。这个结果比单纯用谷歌搜索哈尔彭的名字所得到的复杂一些。比如，有加密的法院卷宗，花费我足足五分钟的时间才打开。可一旦进入，便发现工夫花得很是值得。
光是寄养家庭的记录便够有看头了——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父无母的童年和哈尔彭相仿。因为哈里、多丽丝和德博拉，我有了丰裕的家庭和关爱的家人。哈尔彭则不是，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寄养家庭，直到最终进了锡拉丘兹大学。
不过更有看头的是一个没有授权不得开启的绝密文件，那是一纸法院判决。我前前后后读了两遍，印象非常深刻。“噢，噢，噢，噢。”我说着，每一个字都从我空寂的小办公室的墙上弹回来，让人有些不舒服。因为重大发现总是在和人分享时才更刺激，所以我伸手拿起电话，打给我妹妹。
仅仅几分钟之后，她冲进我的工作间，坐到一把折叠椅上。“你找出什么了？”她说。
“杰拉尔德·哈尔彭博士有一段非同寻常的过去。”我说，字斟句酌，免得她从桌子后面一跃而起冲过来抱我。
“我知道，”她说，“他干了什么？”
“不在于他干了什么，”我说，“说起来，是生活对他干了什么。”
“别贫了，”她说，“到底怎么了？”
“从头说吧，他是个孤儿。”
“好啦，德克斯特，说关键的。”
我举起一只手，示意她平静一点儿，但显然不管用，她开始用手敲起桌子来。“我想给你描绘一幅精致的画面，妹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