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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杨德清也越来越忙，自打过年那次迎神赛社之后，就有邻县的邻村的人陆陆续续过来请他去做求神祭祀的马裨。
他每次过来看常勇的时候脸上都带着伤，只是常勇看不见。他四处做穿杖、挂铡、吐火等各种骇人的表演，有时候在脸上插的都不是钢钎，而是钢刀，钢刀从腮帮子这边插进去，从腮帮子那边穿出来；还有的时候把几支钢钎一支一支从腮上捅过去，把整个腮帮子捅得像个马蜂窝；有时候还要用刀往自己额头上砍，砍得越狠就越逼真。越是这样，别人越觉得他不是人，越觉得他不是人便越敬畏他。每次表演完他都要歇好多天，白天闭门不出，只在晚上的时候去看看常勇。他一定要等脸上的伤口痊愈了才接着出去表演，马裨是不能受伤的，受伤的只能是人，而他现在已经不是人了。
他每次去看常勇的时候都给她带点吃的，可是他绝不肯过夜，和她坐着聊一会儿就走了，常勇怎么留他他都不肯。事实上，他对常勇的整个态度都不及从前了。他整个人变得很生硬很暴烈，好像那砍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插进去的每一支钢钎都在他身体里一个最幽暗的部分沉积下来了，它们像落叶一样越积越厚，直至在他身体里开始发酵，开始变质，开始蜕变成一种戾气。以前她留他的时候，他便会怜惜她，留下陪她，可是现在，他连头都不回，带着一脸伤疤阴郁地坚决地离开了。他带给她什么吃的的时候，也会不容商量地对她说“你快把这个吃了”。就在她说话的时候，他会非常暴躁地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再说下去。
然而这暴戾让常勇心生舒服，她知道这种暴戾不过是他的一支援军，他必须靠这点戾气来支援自己的软弱、无用，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自己有一点虚张声势的狰狞。他借用了傩戏中那个驱鬼人的面具，戴在了自己脸上，这一戴他就再也不愿摘掉了。因为他躲在面具的后面忽然产生了一种温暖安全的感觉，似乎这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好去处，他躲在这面具后面其实谁都找不到他，那个他本身忽然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他情愿他消失，因为他太厌恶太看不起他本身了。他越是暴戾，她越是心疼他，因为她知道，他越是暴戾便越是难熬，因为他本身摇摇欲坠，他快撑不下去了。
一个晚上，她终于和他说：“咱们不做这个了好吗？要不我们离开交城吧，我们去别的地方，要不躲到吕梁山里去，谁都不认识我们，我们俩就是种点地也能活下去的。”
他粗暴地打断了她：“能去哪儿？我们能去哪儿？去哪儿不都是像蝼蚁像狗一样活着？没有人会把我们当人，我们自己也习惯了不能把自己当人。你信吗，我们就是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们照样不能把自己当人。”她说：“像现在这样每天用刀子往自己脸上砍，用钢钎往腮帮子上戳，你就觉得自己是人了吗？”他冷笑：“现在也不是人，但这样做一个怪物要比做一个人好。就算是怪物，别人也是需要我的，敬畏我的。你要知道，现在，我们俩都是需要观众才能活下去的，我们是靠演戏活着的，所以我们不可能逃到无人的地方去，那样我们更活不下去。”
不错，他们都是怪物，可是她明白，更需要这样一个怪物的其实不是县城里的人们，而是他自己。从前的种种羞辱与种种罪恶感在他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缺口，不如此自虐他便不足以填补自己身上的那些缺口。他正在把一种暴力正当化，而把暴力正当化的过程就是他正面接受自己耻辱的过程，接受了这耻辱他才觉得自己强大了。她知道，他粗暴地拒绝在她这里过夜是因为他已经做不了爱了。那是他的一种耻辱。男人总是会用加倍的虚张声势的强硬去填补自己一个地方的软弱。
六转眼已经是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蚊虫多起来，家家户户挂起了竹帘。竹子是新砍的，帘子一挂，满街是竹子的清香。这点竹香在北方县城的街道上流动着，像长出了一层阴凉的青苔。
常勇有段时间没见到杨德清了，她无端地有些忐忑，但又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便四处问人打听。这个晚上，杨德清忽然敲开了常勇的家门。她一开门就听出他走路有些不稳，便问：“哥，你怎么了，最近你到哪儿了？”杨德清没有说话，进屋就坐在了炕沿上。常勇挨着他坐下来，又疑虑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病了？”杨德清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忽然对她说：“常勇，以后我要是不能来看你了，你自己可要小心。”常勇坐在那儿愣了几秒钟，然后她忽然伸出手向他摸去。他向后躲闪了一下，常勇便用更大的力气扑了过去，他躲闪不及，两个人都跌倒在炕上。常勇的手从他身上一点一点地向上摸着，她一边摸一边恐惧地说：“你怎么这么烫，你发烧了？你怎么烫成这样？”等摸到他的脸时，她的手不动了。她把那只手哆哆嗦嗦地收回来放在自己鼻子下闻了闻，她突然尖叫了一声：“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